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和许多文人，都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一个没有真凭实据的故事。他们说：“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很想邀请一名外国记者采访，以便让外界了解共产党和红军，获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他们又说：“1936年春，当斯诺获知红军已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就决定去延安采访。在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才成功地进行了他的西北之行”。

直到今天，包括一些史学家和学者在内的许多国人，依然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效应。

以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名扬世界、永载史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的那次西北之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他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才去的吗？是他1936年才决定采访红军吗？这两个看似简单却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到历史的真实，牵扯到埃德加·斯诺的新闻道德和人品以及《红星照耀中国》当时的现实意义和后来的历史价值。75年过去了，现在到了还原历史真实的时候了。

一、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不是1936年而是1932年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非常年轻，充满好奇，毫无偏见”（斯诺自白）。他从小接受的是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教育，上了大学，又接受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新闻教育，强调记者的职责是尊重客观，如实报道。这种教育铸成了斯诺一生遵循的‘第一原则’。斯诺成名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认为，斯诺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朴朴实实的人’。美国谚语“我是密苏里人”的意思，就是‘眼见为实，不轻信，不受糊弄’。生长在密苏里的斯诺，遇事总要首先弄清真相，找出是非曲直，把他认为应该坚持的，坚持到底。同时，斯诺的关注和兴趣，总是在人民身上。所以，斯诺到达中国后的最初四年中，就跑遍了中国的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目睹了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尤其是被他自己称为“生命中的觉醒点”的1929年内蒙之行，大大地改变了埃德加·斯诺，使这个成长中的年轻记者醒悟到，必须自觉地对这种悲剧的原因进行调查和思考。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切和中国出路在何处，便成为他日思慕想的问题。仅在1928年到1932年期间，他在欧美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达70多篇，其中包括著名的长篇报道“中国的五大害”和“拯救二十五万条生命”。

人民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早在1929年，斯诺就关注井冈山的斗争和蒋介石对红军的“会剿”，对中国国内的形势进行跟踪和研究。1931年1月，他在《当代历史 》杂志上，就发表了颇有见地的、题为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长篇文章。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再次触动了斯诺的“新闻记者的神经”，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就想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1】

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很多，首先，没有任何文字的材料，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没有任何一点点可靠的信息，没有关于中共的历史资料，没有红军领袖或者红区共产党人的活动情况。出版物上描述共产党及其组织活动，尤其是在江西的活动，统统是道听途说，几乎全是根据难民、政府出版物、或者中共传单上残缺不全的报告杜撰出来的。要了解真实、确切的情况，那些资料，没有一件是可靠、可信的。这就是说，如果要使这本关于中共的书具有真正的价值，就得进行大量的原创性调查研究。要做到有根有据，至少要进行包括第一手调查在内的综合研究 。

1931年8月，斯诺对刚到上海的海伦·福斯特小姐一见钟情，热恋起来，追她订婚，并求海伦早日与他完婚。但胸怀大志的福斯特小姐对结婚却有条件：25岁之前不结婚，不写出一部她的处女作不结婚，不出版第一部著作不结婚。斯诺瞄准了中国共运的目标，在“写一本名著”心理的驱动下，于1932年秋在上海终于采取了行动。他费了好大劲，几经周折，从当地红军那儿搞到了去中华苏维埃访问的“护照”（通行证）。他差一点儿就要成功了，可是在最后一刻，帮助他联络的共产党内线，对斯诺本人如此热衷访问苏区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两个联络人都突然失踪，斯诺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斯诺虽然非常失望，但只好认命，那两个共产党人“不愿相信任何局外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一旦被发现，或者遭到官方的怀疑，就意味着死到临头——可以豪不夸张地说，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2】

到了1934年年初，斯诺的文学代理人赫茨小姐从纽约来信，转达了维京出版公司约他写书的意愿，并表示愿意为他的旅行采访支付一切费用。这时，访问苏区和红军的激情，再一次在斯诺心中燃起。斯诺2月6日给赫茨小姐的回信中说：“如果维京出版公司兴趣很大，甚至要支持必要的调查和研究，我会乐意考虑写这本书的”。斯诺当即表示，他乐意自掏腰包去做这件事。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是无法估量的。……共产党的存在、发展及潜在的壮大，是全国范围的总形势。中国共运即使不能成为主宰力量，也必将成为决定中国和远东当前命运的重要因素”。【3】 斯诺在信中还表示，中国和亚洲的共产主义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很可能具有极大的戏剧性。如果这本书写得好，必将也应当成为最重要、最有趣和超出人们想象的图书之一。但是，他当时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如果他决定立刻去江西苏区，他得找个人接替他当时的职责，顶替他两个月或许三个月，他就能够全力以赴地为这个题材收集材料【4】。

但是，去江西苏区采访，肯定是困难重重的。斯诺对当时的形势也非常清楚，他给赫茨小姐的信中写道：“在南京当局和红军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且已持续了五年之久。当前，经济封锁使江西红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即使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封锁线，自愿进入苏区，那肯定也存在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你也不可能知道”。

斯诺在同一封信中还建议，如果维京公司计划出版一本小版本的书，对中共更为戏剧性阶段仅仅做一个概述，他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就可以完成的。斯诺认为，出这样题材的图书，小版本比‘大部头’在书市上或许销售得更好一些。在信末，斯诺要求他的文学代理人尽快给他复信，告诉他维京公司是否有兴趣？有何建议？斯诺访问苏区、撰写关于中国红军一书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维京公司对斯诺1934年2月6日信函有什么反应，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但是可以推测，维京公司的回答会是肯定的、支持的，因为是他们主动向斯诺约稿的。当然，斯诺未能去江西苏区访问，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当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访问西北红军，完全是斯诺个人的主意

斯诺不是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尊重客观，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他对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直在跟踪观察，不断研究。当美国人对红军一无所知、热衷民选而对‘革命’相当反感的时候，斯诺对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1935年7月20日，斯诺给他的哥哥霍华德的信中写道：

“你必须了解，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选举产生官员的制度，任何选举都没有。最有钱、最有军队的人掌握着选票。要把他赶走的唯一办法，就得有比他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军队。这样的事已经持续很久了。作为这个脆弱结构基础的千百万挨饿的农民和工人，被弄得走投无路，终于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夺取政权。他们正处于革命之中。虽然革命从来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有时却是唯一能够拯救人民的事。要记住，中国的真正革命，正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革命一样，只是在用尽了其他解决不了的手段之后才发生的。因此，如果你要了解红军在今日中国的意义，你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这是农民和工人（在这个头重脚轻的国家里创造了所有的财富）用投票来表达国民意志的手段。你如果到这里来，你不会看到红军与美国选举有多大相同之处，从外表上看是没有的。但你如果在这里同我呆得一样久，你就会看到这一革命只是表达了群众的历史需要，而这种需要却被长期压迫着，且遭到了剥夺。这种需要，如今像火山一样，以灾难性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是人民对统治者的否定。”

在斯诺看来，给自己的哥哥聊聊自己的认识是可以的，但他还不能把这种认识变为铅字。斯诺坚持自己的原则：要写作一本关于红军的书，必须‘眼见为实’。从1932年起，斯诺从来没有放弃他‘访问红军，眼见为实’的计划，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寻找机会。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斯诺夫妇在北京盔甲厂13号的住宅，成了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经常汇聚的地方。据海伦·斯诺回忆，“一二·九”之前和运动期间，去他们家的学生和学生领袖中，还没有共产党员。她见到的第一个党员是俞大卫（后来改名为黄敬），是运动之后才见到他的。

1936年2月25日，俞大卫第一次到北平盔甲厂13号访问斯诺夫妇，他告诉海伦，他早些时候在上海被捕。海伦在她的回忆中写道，“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此事”。俞大卫告诉海伦，“现在推行‘新路线’，叫做‘统一战线’，如果法西斯分子想抗日，也可以包括在内”【5】。就在这次访问中，俞大卫还有意让斯诺夫妇知道，他与一位新到的老共产党员有联系，这位领导是1936年2月到达华北的。但是，他没有告诉这位领导的姓名或有关情况。这位神秘的共产党领袖，海伦在42年之后才知道了他的真名实姓。

1936年2月到3月这段时间里，俞大卫不止一次地去盔甲厂13号拜访斯诺夫妇。得知共产党的一位权威领袖到达天津，埃德加·斯诺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他告诉俞大卫，他想跑一趟西北，采访刚到那儿的红军，不知道共产党方面能否帮忙。大卫听后非常兴奋，并同意返回天津后，把斯诺的这个计划向他的领导汇报 。

1936年3月22日，俞大卫从天津给斯诺夫妇来信，说他“今晚或明天会再给你们写信，给你们带去关于‘你的’一些消息。”俞大卫担心这封信被中途拦截，删去了‘埃德的公务’，改成了‘你的’，这里指的就是关于斯诺去红区采访的计划。

1936年3月25日，俞大卫从天津再次给斯诺夫妇来信说：“埃德的问题，几天后就可以解决。那两个人中的一位，将告诉你们这一关切。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尽力向他们做了解释。我想，他们没有理由拒绝您的要求。我希望一切如愿。在您旅行之前，请给我写信。” 【6】

1936年3月30日，俞大卫又从上海来信写道：“埃德何时开始旅行？请他出发前（去商务出版社）给我来信。”这表明，俞大卫期望斯诺随时动身，但他并没有告诉斯诺去西北旅行的计划是否已经得到批准。到了1936年5月19日，大卫从天津发来了另一封信，他在信末的签名不再是“大卫”，而改作“威勒”，为的是不被他人辩认出来。这封信没有再提及斯诺旅行的事情。他完全躲藏起来了！直到斯诺6月份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之前，他仍然没有从俞大卫那儿得到关于此次旅行的任何安排。

1936年5月，埃德为他的西北创意之旅，左等右等，等待得实在不耐烦了，大有再次放弃的架势。但是，他的妻子海伦极力鼓动他去西北旅行，并建议他先跑一趟上海，找他们的老朋友宋庆龄帮忙。据海伦讲，斯诺出发前给宋庆龄写了信，透露了他的计划。斯诺上海之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看望他们的另一位朋友鲁迅先生，完成海伦交待的一个任务：请鲁迅先生回答海伦提出来的关于新文学运动及其左翼作家、作品的23个问题（加上小问题共计38个问题），以便完成她正在为《活的中国》一书撰写的长篇论文“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事实很清楚，1936年3月22日之前，斯诺不但口头上而且以书面形式，已经正式请求俞大卫与他天津的大领导安排他的红区之行。这两封信，现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尼姆·韦尔斯文献资料库”里。大量的历史资料表明，从1932年到1934年，从1934年再到1936年，访问红区的想法和计划，完全是埃德加·斯诺提出来的，与其他任何人和任何组织毫无关系。海伦·斯诺坦言：“如果有人说，毛泽东或‘中央委员会’要求一名‘外国记者’到红区去，埃德加才去了西北，那完全是无稽之谈”。【7】

在1960年以前，斯诺夫妇对1936年斯诺西北之行的内幕，一点儿都不了解。斯诺首次访问新中国之后，在上海见到柯庆施市长，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斯诺在1968年出版的修订本《红星照耀中国》第419页写道：“东北大学教授许冰交给我一封用隐形墨水书写的信…… 1960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柯庆施告诉我，经刘少奇批准，那封信是他书写的。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华北局的书记……” 在第46页写到：“这封信是通过第三个人送给我的，收信人是毛泽东。我接到指示，到西安府后，在一家招待所等候就是了，一位姓王的人会来拜访我。至于来人是谁，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此人会安排一架私人飞机…… 张学良的飞机，送我到达红区。” 这位姓王的人“身材高大，有点儿发福，气色不错…… 用流利的英语给我打招呼…… 他在上海一家教会学校读过书，一直与宗教团体打交道，在共产党人中间，他被尊称为王牧师……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他的真名实姓。” 在第416页的注解里，斯诺写道：“他是真正的牧师，名叫王华仁，是中国红十字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1978年10月，海伦·斯诺率领一个电视摄影小组第二次重访新中国。在西安，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见到30年代结识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正在西安考查的王震副总理，海伦1937年在延安采访过他，把王震的生平传略写进《中国共产党人》一书。另一位是当年的红军信使、时任西安市长的王林。1936年夏天，王林把斯诺从保安写给海伦的信，送到北京盔甲厂13号，亲自交给了海伦。就在西安的这次会见中，海伦谈起了俞大卫当年所说的那位共产党领导人。王林亲自告诉海伦，那位新来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刚刚从江苏出狱、来到天津的刘少奇。王林市长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笔者作为海伦的翻译，当时也在现场。

三、《红星照耀中国》何以成为经典

《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成为一部震撼世界的名著，成为70多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一部案头经典，是因为他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是一位尊重客观事实，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他不夸张，不做假，不会用他的文笔去讨好什么人，也不会怕得罪谁就不敢做准确的报道。他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力求使他的读者关注苦难中的人民。他不断地探索真理，传播真理，同一切谎言作斗争。实事求是，是他全部作品和为人的灵魂。斯诺通过保持自己的本色，保持自己独立的世界观，才架起别人无法架设的桥梁，向双方做别人无法做到的解释工作。就他个人而言，斯诺不是一个革命者，但毫无疑问，他的作品却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如果有人因为斯诺的著作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和平，就硬要给斯诺戴上‘革命者’、‘左派’、‘共产党’的桂冠，无异于对埃德加·斯诺新闻道德和人品的亵渎，对《西行漫记》的贬低，就是‘好心好意干坏事’，做了麦卡锡主义份子想做而没有完全做到的事情。散布那两条谣言的人，正是缺乏“尊重客观，如实报道”精神的人。他们要么是迎合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毫无根据的无限‘拔高’，要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己之管见而哗众取宠。信谣的人，在‘传统宣传’的影响和氛围下，误认为做好事的人、对革命有功的人，必定是进步的、革命的、甚至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

某些国人要给斯诺‘加冕’，斯诺地下有知，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那些‘帽子’不是他能戴的。如果硬要强加于他，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会造成严重的恶果。那么，斯诺到底是什么人呢？是革命者，还是共产党人？我们还是引用斯诺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1935年7月20日，斯诺给哥哥霍华德的信中写道：“……乘我还没有忘记，我想提一个你信中谈到我的政治倾向的一句话。我想你谈过你间接听到我已变得‘左倾’或者‘共产化’。我很想知道这谣言从何而来？当你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隐去谈话人的姓名。你一定很明白，有这样的谣言在传播，对我的工作是没有好处的。美国的报馆主编如果认为我是共产党员，就没有一个人会发表我的东西。为满足你的好奇心起见，我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

很明显，假若斯诺是共产党员，假如他是应共产党的邀请去西北采访的，试想，《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内外还会拥有大量读者吗？人们尤其是美国朝野还会相信他书中所写的内容吗？《红星》还能经受得住75年的历史考验吗？

最后，笔者还想对以上两个谣言中的一个常识性问题，再做一次纠正。斯诺1936年没有到过延安，而是去了保安（今陕西志丹县），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袖，然后西行，去了甘肃、宁夏一带继续采访。1937年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才从保安搬迁到延安。1937年5月2日至9月14日，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访问了延安，为《红星》采访急缺的材料、拍摄书中急需的照片。斯诺在三十年代末访问过一次延安，那是1939年，是为了‘工合’事业访问延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