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同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合流。

经过激烈的派系斗争，蒋介石排挤了胡汉民，打击了桂系军阀，后来又驱逐了汪精卫，独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并开始了讨伐奉系军阀、完成“统一”的战争。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6月11日，统治新疆的杨增新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这一年的12月29日，张学良“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至此，国民党的“北伐”宣告结束，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名正言顺的成为了合法的中央政权。

蒋介石虽然完成了“统一”，但当时的中国，军阀林立、派系斗争异常激烈，实际上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下。

军阀混战，以及众多地方小军阀的割据，使得南京中央政权岌岌可危。

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力图“以党治国、以党治军”，通过各种措施，竭力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建立专治集权统治体系。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企图以和平手段削弱和控制地方实力派。

此举不但遭到了地方实力派的反对，也加剧了蒋介石和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

为此，蒋介石哀叹道：

“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多抗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

此时的西北地区，大部分地方偏僻落后。

和富庶的中原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相比，由于经济落后，导致西北地区的政治不集中，管理不统一。

中央政权能力有限，地方实力派又手握重兵。历史上，西北地区是许多“内乱”的发源地。

内乱最终的平息，往往是中央政权与地方上层人物合流，利用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来维护地方的稳定。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秋，蒋介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后，冯玉祥也派自己的亲信加入国民政府。

为进一步扩大自己在西北的利益，冯玉祥通过自己的嫡系、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薛笃弼，提出了甘肃分治的方案。

理由是宁、青两地距甘肃省城太远、交通不便，不易发展，建议新设宁夏、青海两省。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10月19日，南京正式以国民政府命令行文公布设置宁夏省。

并在10月24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了冯玉祥提出的宁夏省政府组成委员会名单。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颁布189号令，宣告宁夏省于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1月1日正式成立。

据此，甘、宁、青三省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第170号训令，共同商定《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划界实施办法草案》，对三省疆界进行了具体的查勘和划分。

宁夏建省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很快陷入中原大战，无法按照预期进一步控制宁夏，扩大地盘。

冯玉祥原本想控制马福祥家族，以间接控制宁夏，但最终事与愿违，成了泡影。

随着冯玉祥国民军的进一步东进和南下，马福祥成了最大赢家，趁机真正掌控了宁夏。

宁夏建省后，从首任主席门致终开始，历经吉鸿昌再到三次主政宁夏的马鸿宾，由于蒋、冯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原大战，蒋介石的势力并未深入宁夏。

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败北，逐渐退出了西北的权力角逐，甘、宁、青地区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

虽然西北的地方实力派依然存在，但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权力中心。

北洋时期，政府对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的争夺，异常激烈。北洋政府“尚无一日放弃甘肃政权”。

按照常理，蒋介石应该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不断削弱地方实力派。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默认了西北诸马对甘、宁、青地区的控制。

此举说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力量薄弱，无力全面控制这一区域。

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还有一些其他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另一方面，鉴于冯玉祥国民军进入甘肃后的教训，蒋介石意识到诸马军阀依靠地理环境、民族关系以及军事实力，在西北地区具有强大的控制力。

此时，进入西北的时机，尚不成熟。

加之当时西北地区社会动荡，政局混乱，一旦进入，势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如果收效甚微，会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在江浙一带的统治根基，动摇全局。

鉴于此，蒋介石选择了依恃诸马军阀，稳定西北政局。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甘肃兰州发生“雷马事变”。

国民军将领雷中田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联合高振邦等人于8月25日关闭兰州城门。

次日，雷中田等人解除了蒋介石任命的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所部武装。

随后，雷中田组建临时甘肃省政府并自任保安总司令。

该事件引发多方势力介入，包括吴佩孚从中调停，促成马鸿宾被释放，以及杨虎城部入甘镇压导致雷中田溃败。

“雷马事变”标志着冯玉祥势力退出甘肃，加速了蒋介石中央政权对西北地区的控制重构。

就全国的政治形势而言，蒋介石中央政权又一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并与各地军阀之间形成了一种妥协。

军阀们既无倒蒋的可能，蒋介石又没有完全控制和消灭地方实力派的能力。

就西北政治形势而言，蒋介石嫡系势力开始进入甘肃并控制了西北的枢纽兰州。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

此时的马鸿逵，看到各省地盘已经基本分配就绪，中原地区已经没有自己的发展余地。

随着父亲马福祥的去世，马鸿逵失去了靠山，只能见好就收，接受中央任命，赴任宁夏省主席。

就在马鸿逵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不久，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底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春，爆发了“孙马大战”。

这场历时三个月的大战，由南京国民政府导演，马鸿逵与其他西北诸马军阀联合，共同合围孙殿英部。

孙殿英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利的情况下，最终落败。

对马鸿逵而言，“孙马大战”的获胜，既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绝对掌控宁夏地方政权，又在蒋介石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孙马大战”，促成了马鸿逵的宁夏地方政权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初步结成政治联盟。

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宁夏地方割据的客观存在，以及对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独立的现实。

为了巩固在宁夏的统治地位，马鸿逵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他既是十五路军指挥，又是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省部特派员（后改任主任委员）。

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马鸿逵立即改组省政府，将前任的一班人马全部更换。

除了葛武棨是蒋介石派遣的，达理札雅是阿拉善亲王外，其余不是马鸿逵的家族亲属，就是追随他多年的僚属。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马鸿逵着手控制宁夏县级政权。

他借清查宁夏各县县长贪腐积弊之机，派军部各处长和省政府厅、处、局长，担任“清查县政委员”，深入到各县的乡堡。

随后，马鸿逵将宁夏八个县的县长全部撤职，以军部的“八大处长”代之。

同时，马鸿逵还派省政府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毕业人员接管各区、乡职务。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马鸿逵举荐十五路军参谋长李翰园为宁夏民政厅长，使宁夏各县级政权牢牢掌握于马鸿逵手中。

在军队的治理上，马鸿逵任命各级军官的标准基本遵循“甘、回、马、河”，即甘肃、马姓、回族、河州（临夏）老乡。

马鸿逵先后颁布了《平时简明军律》、《战时简明军律》、《战时连做法》、《官兵惩罚条例》、《检举官兵过失奖励办法》等一系列军律规章。

并印有《军人规范》一本，综有17款259条，要求军官绝对服从。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马鸿逵在军队中成立了“心范会”。

该会称：“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以修齐治平为目的。”

对于宁夏的教育，马鸿逵也没有放松控制。

他规定学生不守校规，轻则打手掌，重则打尻板子，再严重或开除、或送进所谓“模范监狱”。

还规定学生要实行连保切结，禁止结社和阅读进步书籍。

马鸿逵还从军中选派军官，担任各中等学校军事教官，实行军训。

马鸿逵虽然掌握了对宁夏的控制权，并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松散的政治联盟，但双方并没有融为一体，在涉及自身利益时，互相排斥，互存戒心。

作为国民党中央首脑的蒋介石，逐步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决不允许割据和地方政权的存在。

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宋哲元的29军占据河北、察哈尔两省，杨虎城占据陕西，韩复榘占据山东，他们都成了新的地方实力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呈燎原之势，加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

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已无力动用军事力量征讨地方军阀，只能运用政治手腕和谋略来解决地方实力派的问题。

马鸿逵作为宁夏地方政权的代表人物，为了维护“先人创立的基业”，维护其世袭地盘上的独立王国，极力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并展开“争夺”。

这种“争夺”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宁夏地方政权、甚至西北与全国的政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之前，宁夏省国民党党部特派员为CC系的沈德仁。

沈德仁与马鸿宾私交甚好，他曾假借地方团体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拥护马鸿宾出任宁夏省主席，反对马鸿逵。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冬，马鸿逵行将主政宁夏的消息传出后，沈德仁急忙逃离宁夏。

由此，马鸿逵对CC系深恶痛绝。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以马鸿逵为主任委员，王含章、张天吾（未到职）、杨作荣等为委员，陈克中为秘书。

孙殿英侵入宁夏时，王含章、陈克中托故离开宁夏。

杨作荣则留在宁夏，与马鸿逵一起对抗孙殿英。

“孙马大战”结束后，陈克中返回宁夏，看到杨作荣甚得马鸿逵器重，遂生醋意。

于是，陈克中向CC系头子陈立夫密报“马、杨关系颇恶”，陈立夫随即撤去杨作荣宁夏省党部委员职务。

马鸿逵对此极为不满，大骂陈立夫，发誓不进省党部的门。

后来，陈克中自觉不妙，悄悄溜走。

国民党中央又派来CC系的王崇熙、王广来为宁夏省党部委员，都被马鸿逵寻隙挤走。

从此，CC系在宁夏党部再也无法立足。

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先后派马济林、王仙槎前往宁夏。

二人虽极力对马鸿逵表示恭顺，但马鸿逵抱定“家鸡打不飞，野鸡养不恋”的原则，始终不予信任，使两人无法在宁夏立足。

最终，马鸿逵则保荐他的亲信叶森、周伯锽为国民党宁夏党部委员。

国民党宁夏党部由马鸿逵一手遮天，包揽一切。

马鸿逵对国民党的司法独立制度极为不满，在就任宁夏省主席之初就曾扬言：我不晓得司法部的大门向哪一面开。

当时，宁夏财政厅厅长是孔祥熙的爱将梁敬錞。

此人事事强调“部令”，对马鸿逵颇不恭顺。

后来，梁敬錞又自己活动，调任宁夏省高等法院院长，更引起马鸿逵的嫉恨。

马鸿逵担心梁敬錞抓他的辫子，向中央检举，于是暗令省政府审核处（处长由马鸿逵心腹赵文府兼任）严格挑剔梁敬錞的财政交代手续。

为此，梁敬錞和赵文府多次在马鸿逵面前争吵不休。

梁敬錞在宁夏无法立足，后调任甘肃财政厅长。

宁夏高等法院院长出缺，马鸿逵保荐自己的亲信苏连元继任。

从此，宁夏的司法大权落入马鸿逵之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省教育厅历来为CC系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把持，宁夏教育厅也不例外。

宁夏教育厅厅长一职，最初由葛武棨担任。

葛武棨迫于马鸿逵的淫威，去北京半年不返回。

马鸿逵致电蒋介石，将葛武棨调走，宁夏教育厅厅长由CC系的童耀华接任。

然而，童耀华就任后恃宠放肆，在财务上漏出马脚，给了马鸿逵攻击的口实，只好辞职而去。

南京国民政府又派来华北CC系的时子周（回民）接任宁夏教育厅长。

时子周对马鸿逵颇不顺从，马鸿逵向其送上200两大烟土，时子周拒不接受。

马鸿逵当众责打儿子，在场军政头目下跪求情，时子周却昂展站立。

因此，马鸿逵多方寻衅，最终将时子周赶走。

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派来骆美奂、王星周等来到宁夏担任教育厅长，都因为不堪马鸿逵的排挤，托故而去。

杨德翘赴任宁夏教育厅厅长后，夸口自己能向中央要钱修宁夏中学和师范学校，马鸿逵立即派工兵将两所学校的房屋拆倒。

最终，杨德翘分文未曾要到，只好离开宁夏。

经过如此之多的波折，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由马鸿逵推荐教育厅长的人选。

马鸿逵“保荐”自己的心腹杨作荣出任宁夏的教育厅长。

从此，宁夏教育的行政权亦牢牢掌握在马鸿逵手中。

马鸿逵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宁夏教育厅厅长的任用上矛盾重重，厅长更迭频繁，导致了宁夏近代教育转型发展严重滞后。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杨福全带领上校、中校十几人，持厚礼前往宁夏，与马鸿逵洽谈在宁夏成立邮电检查所。

马鸿逵认为此系军统特务机构，对自己颇为不利，不准成立。

双方坚持，成为僵局。

当年年底，国民党军事委会检查处主任来到宁夏协商。

马鸿逵提出：“要设邮检所，得由我保荐人，你们派人来，我不答应。”

对方让步，马鸿逵保荐李树楠等5人去重庆受训一个星期。

五人受训返回后，马鸿逵即任李树楠为宁夏邮检所所长，杨福全带来的人，只留下几个尉官，骨干均遭排挤。

所以，宁夏邮检均由马鸿逵一手控制。

杨福全离开宁夏后，写信大骂马鸿逵，并索要所送礼物，成为一场可耻的闹剧。

抗战前夕，西北工业的发展并无大的进步可言，宁夏在近代工业建设上几乎一片空白。

南京国民政府在宁夏的实业上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金融上却逐渐侵入宁夏地区。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成为唯一通行全国的合法货币，并开始流入宁夏等西北地区。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至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宁夏建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四行联合办事处”也在宁夏建立，开始办理发行法币及国库、汇兑、存放等业务。

中央银行在宁夏设立分行之初，遭到了马鸿逵的坚决反对，屡次交涉，迄无结果。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6月1日，马鸿逵以法币150万元为资本，将受中央银行控制的宁夏省银行改为地方官商合资的宁夏银行，并宣布脱离中央银行的制约。

宁夏银行完成改组后，马鸿逵才允许中央银行、农业银行等在宁夏开业。

但开业条件十分可苛刻。

比如不准银行自设电台，收发电报要先经其过目，部队薪饷不必等拨发命令即随时支提，黄金兑换由马鸿逵本人支配等。

开业后，马鸿逵对四大银行在宁夏的分支机构一再施压，并将所有宁夏地方存款、放款、汇兑、贴现等业务统统垄断，使其它银行在宁夏的分支机构难以发展。

马鸿逵的亲信对中央银行宁夏的负责人极为蛮横，如该行经理稍不恭顺，即遭赵文府的斥骂和责打。

中央银行宁夏分行业务科冯午因“擅自办理”黄金兑换，被马鸿逵的军法处扣押一夜。

只因冯午是军法处处长程福刚的山西老乡，才免于刑拷。

因此，中央银行派往宁夏的人，对马鸿逵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至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马鸿逵以弥补军政费为借口，将国民党中央所谓的“国税”，一律扣留，设局自征。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之后，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包头沦陷，导致宁夏地方商业大萧条。

宁夏的所谓“国税”收入，从每年一百余万元顿减至数十万元。

马鸿逵一再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协款，自己不再截留国税。

南京国民政府也以内地大部分省区沦陷，大批税吏后撤，抢夺饭碗为由，一再向马鸿逵要求接管宁夏的“国税”。

马鸿逵将计就计，索价“协款”二百三十四万余元后，将宁夏的国税连同盐税一并交给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做了笔赔钱买卖，不到半年，连开支都收不够，还要财政部汇发税局开支。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西安事变后，戴笠所把持的军统局开始在西北地区活动，并在兰州设立特警班。

军统除了搜集陕甘宁边区的相关情报外，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监视和搜集非蒋介石嫡系军阀的言行。

在宁夏，马鸿逵有自己的特务组织。

一方面，是为了监视宁夏当地的民众。

另一方面，是为了严密防范南京国民政府渗透进宁夏地区的中统和军统特务。

双方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派驻阿拉善左旗军事专员公署”之名，在离银川市百余华里的定远营建立情报站。

名为阿拉善左旗的一个中央驻派机构，实为军统在宁夏的秘密情报站。

军统局原本计划在宁夏秘密建立情报站，但因马鸿逵防范甚严，最终没能实现。

定远营是阿拉善左旗的首府，其权力属于该旗王爷达理札雅，马鸿逵无权干涉。

军统局采取这种迂回手法，先后在石嘴山、中卫、吴忠堡等地建立秘密据点，并向蒋介石秘密报告马鸿逵以缉私为名，公开保护走私，收取回扣等情况。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定远营军统情报站的李罗夫妇、孙华、冯奎等人先后在银川立足。

李罗夫妇住在银川北柴市街马鸿逵“将军府”的对面，并公开挂着“第八战区副司令傅作义长官部驻银川办事处”的牌子。

为了逼马鸿逵就范，军统大量搜集马鸿逵身边人的隐私情报，发现马鸿逵与奸商曹瑞勾结，牟取暴利。

经军统局秘密核准后，曹瑞被暗杀。

马鸿逵得知后，大为震惊，深感军统对自己在宁夏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

双方矛盾愈来愈深。

对于抓到的军统特务，马鸿逵一律就地枪决，迫使军统机关在宁夏的活动由地上转移地下。

双方表面上相互恭维，但是暗中斗争不断。

直到解放前，马鸿逵与军统之间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止。

抗战开始后，西北地区作为大后方，宁夏的战略地位随之上升。

为了掌控宁夏等西北地区的控制权，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设想。

蒋介石也想趁机寻找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控制、稳住宁夏等西北地区的代理人。

然而，自己的嫡系中没有合适的人选主持“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让桂系军阀、广西回族出身的白崇禧来担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

对颇具政治野心的白崇禧来说，蒋介石此举正中下怀。

白崇禧担任“回协”理事长后，以马步芳、马鸿逵为名誉会长，以时子周、唐柯三（山东回族）为副理事长，并在各省回民较多的城市和地方成立分会，伺机夺取全国回民领袖的地位。

白崇禧还大肆笼络马步芳、马鸿逵，企图得到西北军政长官的职位。

马步芳、马鸿逵深怕白崇禧的势力渗入西北，所以对白崇禧以“回协”之名开展进行的各种活动不感兴趣。

马鸿逵一面密电蒋介石，揭露白崇禧拉拢西北回民，欲将西南、西北连城一片，居心叵测。

另一方面，马鸿逵还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宁夏分会”，自任理事长，苏连元、马继德为副理事长，刘柏石为书记长，单独活动，与白崇禧领导的“回协”对抗。

白崇禧为了在宁夏渗透培植自己的势力，从国民党中央军校广西分校选择部分毕业生，派往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充任军官。

马鸿逵根本不容许白崇禧的人插手军队，很快就将这些人排挤出来。

最终，白崇禧没有实现染指宁夏等西北地区的愿望，蒋介石欲借宗教来控制宁夏的企图也落了空。

尽管如此，马鸿逵并未公开表明摆脱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与其对抗。

相反，马鸿逵还希望以南京国民政府作为靠山。

双方时而相互斗争，时而互相帮助，说到底只有永恒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