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的背景太复杂，见不见？”

一九八一年七月，北京的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一份关于香港来访人员的背景审查报告，被紧急送到了中南海。办事的人心里直打鼓，这报告上列出的两条“硬伤”，随便哪一条拎出来，在那个年代都够喝一壶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着那位复出不久的老人拍桌子，或者直接把名字划掉。结果谁也没想到，那位老人把烟头一掐，不仅没生气，反而还要搞个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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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得从一九八一年说起。那时候的北京，空气里都透着一股子不一样的味道。那十年刚过去没多久，大家伙儿刚喘匀了气，心思都活泛起来了。

十一届六中全会刚开完，很多大事儿算是定了调子。而在南边那座孤岛——香港，有个人正坐立难安。这人就是咱们大家伙都熟得不能再熟的查良镛，笔名金庸。

那时候的金庸，在香港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明报》办得风生水起，手里的笔杆子比枪杆子还利索。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有个疙瘩，或者说有个愿望，那就是想回内地看看，更想见一个人。

这人就是邓小平。

说来也怪，这金庸虽然人在香港，心眼儿可是时刻盯着北京。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搞改革开放，金庸在报纸上那是连篇累牍地叫好，激动得不行。他早就放出口风，说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邓小平。这消息传得快，北京那边很快就接到了信号。

北京这边的反应也挺有意思。当时廖承志——这位专门负责侨务的大佬，一听金庸想来，立马就来了精神。要知道，那个时候两岸关系正是微妙的时候，金庸这支笔，在华人圈子里的分量太重了，要是能让他回来看看，那比发一百篇社论都管用。

于是，邀请函发了。金庸那是高兴坏了，立马收拾行李，准备带着老婆孩子北上。可就在这节骨眼上，负责安保审查的部门发现了问题。这一查不要紧，查出了两桩“麻烦事”。按照当时的规矩，这可是必须要上报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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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安保部门查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金庸的家务事。

那时候金庸带回来的夫人叫林乐怡。这名字大家可能不熟，但要是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在当时的香港那是闹得满城风雨。林乐怡是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比金庸小了整整29岁。这还不算啥，关键是这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金庸和第二任妻子朱玫还没扯清呢。

咱们不评判人家的私生活，但在一九八一年的内地，风气那叫一个保守。大家穿的还是蓝灰黑，讲究的是作风正派。你这就带个年轻漂亮的“小娇妻”大摇大摆地进人民大会堂，还要见最高领导人，这合适吗？安保人员心里犯嘀咕，这要是传出去，老百姓怎么看？这影响是不是太负面了？

这还只是生活作风问题，第二件事就更敏感了，直接碰到了政治的高压线。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就在几年前，一九七三年，金庸受邀去了台湾。

去台湾也就算了，他还见了蒋经国。而且不是一般的见面，是那种长谈。金庸回香港后，还在报纸上写了一堆关于台湾的文章。在那个两岸还没“三通”，敌对情绪还挺浓的年代，金庸这身份就显得特别复杂。

在安保眼里，这叫什么？这叫“统战对象背景复杂”。万一他在中间传点什么不该传的话，或者这本身就是那边安排的一次试探呢？这责任谁担得起？

所以这报告写得那是相当详细，利害关系分析得头头是道。意思很明确：见是可以见，但咱们是不是得低调点？或者就在一般场合见见得了，别搞那么高规格，更别让媒体大肆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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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报告层层上递，最后就摆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大家都等着老爷子发话。毕竟，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谁也不敢拿原则问题开玩笑。办事人员甚至做好了方案B，万一老爷子不见，该怎么委婉地拒绝金庸。

结果呢？邓小平看完报告，反应那是绝了。

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甚至可能还觉得这帮人有点大惊小怪。他大概意思就是：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算这些陈年旧账？人家愿意回来，那就是爱国的，就是客人。至于家里那点事，那是人家的私事，咱们管天管地还管人家娶媳妇？

至于去过台湾见蒋经国，在邓小平看来，这哪里是扣分项，这简直就是加分项啊！两岸要统一，就需要这种两边都能说上话的人。

邓小平大手一挥，给出了明确指示：不用计较，愿意见！而且不仅要见，还要高规格地见，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连金庸带的夫人孩子，一块儿请进来，一个都不能少！

这一锤子定音，下面的人立马动起来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的热气还没散去，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就已经忙活开了。金庸那天穿得倍儿精神，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带着夫人林乐怡和两个孩子，在廖承志的陪同下走了过来。金庸这时候心里估计也突突，毕竟那是邓小平啊，那是指挥过千军万马，把中国这艘大船调转航向的人。

车门一开，金庸刚下来，抬头一看，直接愣住了。邓小平没坐在里面等着，而是穿着那一身标志性的深灰色中山装，早就站在福建厅门口候着了。

这一幕，让金庸感动得差点说不出话来。按照级别，邓小平完全可以在屋里坐着等，但他选择了在门口迎客。这就是格局。

04

两人一见面，手就紧紧握在了一起。金庸赶紧鞠躬行礼，说一直仰慕邓公，今天见到太荣幸了。

你猜邓小平说了啥？他笑着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咱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的小说自己读过。

这一句话，瞬间就把距离拉近了。这可不是客套话，邓小平是真的书迷。当年他在江西下放的时候，日子过得苦，就是靠着从外面带回来的这一套套武侠小说解闷。中午休息看，晚上睡觉前也看。那些书都被他翻烂了。

进了福建厅，两人分宾主落座。这一聊，就是满满的干货。服务员端上来茶水，邓小平熟练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还是那种特供的“熊猫牌”。他看了看金庸，知道这文人也抽烟，便顺手递了一根过去。

金庸受宠若惊啊，这可是邓小平递的烟。两人就这么吞云吐雾地聊开了。

金庸这人也直，没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吹捧，上来就问了个大家心里都想问但在那个场合不太敢问的问题。

金庸问邓副主席，这六中全会刚开完，他把国家主席的位置让给别人，这大家都佩服他的品德。但说实话，以他的威望，当这个主席不是顺理成章吗？他为什么不当？

这话问得挺尖锐。要是换个心眼小的领导，估计脸色就变了。但邓小平是谁？他吸了一口烟，淡定地笑了笑。

他对金庸说了一番话，这话到现在听着都让人醍醐灌顶。他说名气嘛，自己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什么事情都要看得远一点。他现在身体还行，但毕竟年纪大了。要是当了主席，那是得天天接见外宾，事必躬亲的，他这把老骨头吃不消。他现在的想法就是，多活几年，为国家为人民多办点实事。

这话说的，通透。

05

紧接着，两人又聊到了两岸统一的问题。这时候金庸那个“去过台湾”的背景就显出价值了。金庸说，他在台湾看过，那边现在经济搞得不错，老百姓生活水平挺高。咱们这边要想统一，经济建设是根本，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邓小平听得直点头，手里的烟灰都忘了弹。他说金庸说到了点子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上去了，国家强大了，统一那是早晚的事。

这场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从政治聊到经济，从武侠聊到人生。金庸的夫人和孩子在一旁也没闲着，邓小平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照顾好他们，最后还专门拉着金庸一家子，在迎客松的画下面合了一张影。

这张照片，后来成了历史的见证。

这场会面结束后，影响那是炸裂级的。当晚的新闻联播就播了，全世界的媒体都炸了锅。大家原本以为内地对香港特别是对这种有复杂背景的文人会很排斥，结果邓小平这一见，直接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是开放的，是有容人之量的。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马趁热打铁。他把自己和邓小平的谈话整理出来，发在了《明报》上。那一期的报纸，在香港直接卖断了货，印刷厂机器转得冒烟都供不上。

更绝的是，这场会面之后，内地发生了一个悄无声息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这之前，金庸的小说是被列为“禁书”的，属于毒草，不能公开卖。但邓小平都说了“我是你的书迷”，底下人谁还敢拦着？

一夜之间，新华书店的柜台上摆满了《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内地的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那时候你要是手里没一本金庸的书，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那些曾经觉得金庸“背景复杂”的人，估计这会儿脸都肿了。

其实啊，这事儿哪有什么复杂不复杂的。在真正的政治智慧面前，所谓的“硬伤”不过是过眼云烟。邓小平那一根递过去的烟，烧掉的可不仅仅是成见，更是把那个封闭年代的大门，给烫出了一个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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