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的一家医院里，躺着一个满面愁容的汉子。

他叫张子敬，河北隆尧县的县委书记，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革命。可此刻，击倒他的不是敌人的子弹，而是折磨他许久的胃病。

病床上的他，心里却琢磨着一件“异想天开”的大事。

他想求一幅毛主席的题词。

你敢信吗？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委书记，竟然想找日理万机、刚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最高领袖要一幅字。这在当时，不亚于一个车间小组长，想让公司最大的老板给自己写一句座右铭。

这事儿，张子敬只敢在心里想想，连说都不敢说出口。

可巧了，来看望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的卫士长，闫长林。

闫长林和张子敬，那是什么关系？那是在1938年就一起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上一个锅里搅马勺、一个战壕里扛过枪的生死兄弟。

老战友见面，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聊着聊着，闫长林看出了张子敬的心事，就问他有啥困难。张子敬这才扭扭捏捏地，把这个“不情之请”说了出来。

闫长林一听，沉默了。

他太清楚主席的日程了，每天的工作安排都是以分钟计算，无数军国大事等着批阅。为这点“私事”去打扰，合适吗？

可他又太了解主席的为人了。就在一年前，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进京赶考”的著名论断。他告诫全党：“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背后，最核心的警告，就是决不能脱离群众，决不能滋生官僚主义！

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一个来自基层的县委书记，渴望得到领袖的教诲，这本身就是一种“联系群众”啊！

想到这，闫长林一拍大腿：“老张，你等着，这事我给你办！”

果然，当闫长林把这个请求汇报给毛主席时，主席停下了手中的笔，脸上露出了微笑。他非但没有觉得被打扰，反而对这个来自基层的声音很感兴趣。

他当即铺开纸，提笔写下了四个大字。

第二天，闫长林兴冲冲地回到了医院，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硬皮笔记本。他翻开第一页，递到张子敬眼前。

“联系群众”

四个大字，笔力遒劲，仿佛带着千钧之力，瞬间击中了张子敬的心。

还没等他从激动中缓过神来，闫长林又掏出了几样东西：几张毛主席的个人照、一张全家福，还有……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

一支铅笔？

张子敬愣住了。在那个年代，一支铅笔不算什么稀罕物，但从主席手里送出来，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不就是主席在提醒他，要多动笔、多记录，多写写群众的声音，多算算人民的柴米油盐账吗？

闫长林又传达了主席的嘱托：“好好工作，多为国家和人民群众做贡献。”

那一刻，张子敬手捧着笔记本，热泪盈眶。他知道，这已经不只是一幅题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是领袖对一个基层干部的殷切期望，更是对全国所有党员干部的集体号召。

回到隆尧后，张子敬像变了个人。

他没把题词锁进柜子，更没挂在墙上炫耀，而是把它变成了行动的指南针。他第一时间组织县委学习，把“联系群众”和“进京赶考”的精神结合，大刀阔斧地整顿干部作风。

他自己带头，卷起裤腿就下到田里。洪水来了，他跟老百姓一起扛沙袋、堵决口，浑身是泥。天大旱了，他带着干部找水源、挖水渠，嘴唇干裂。为了鼓舞士气，这个战场上都不皱一下眉头的汉子，甚至带头在村里扭起了秧歌。

老百姓都说：“这个张书记，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就跟咱自家人一样。”

他心里装着那四个字，更装着全县的百姓。他发现县里孩子上学难，就四处奔走，硬是创办了隆尧中学，也就是今天的隆尧一中，教学质量高到周边25个县的学生都慕名而来。他看到群众看病难，就着手建立了县医院，解决了大问题。

张子敬，这个早在1938年就入党，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浴血奋战过的老党员，把后半生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践行这四个字上。

这本珍贵的题词，他像爱护生命一样珍藏了20多年。直到1977年，中央号召征集毛主席的手迹，他内心挣扎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忍痛割爱”，将原件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自己只留下一份复制件。

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专门回信致谢。

如今，那本红色的笔记本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里，纸页已经泛黄，但那四个字，却仿佛穿透了时空。

它成了一个生动的教材，一个永恒的警示。它时刻在提醒着后来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扎根人民，才能枝繁叶茂。这，就是那个年代，一个领袖和一个县委书记之间，最质朴也最深刻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