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6日深夜，汉口江畔灯火稀疏。江风裹着湿气吹进八路军办事处的窗缝，卷起一沓公文纸，也卷起周恩来的心事。谁都没有料到，一桩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会搅乱正在酝酿的对日抗战统战布局。第二天清晨，董必武匆匆赶来，递上两封急电，事情便急转直下：张国焘正从西安南下，目标武汉。

从情理上讲，张国焘的名字在当年党内分量极重。北大求学、南昌起义、鄂豫皖根据地，“资历”“威望”“兵马”一样不少。正因如此，他的去向绝非个人喜好，而是一颗会引爆政治地雷的“活棋”。周恩来迅速布置李克农等人在江岸各站口布点，却始终不见人影。与此同时，蒋鼎文的随员却在茶楼里吹嘘：“那位延安来的大人物，很快就要来武汉与委员长面谈。”风声乱成一锅粥，张国焘的身影却越描越清。

把时间再拨回三天。清明前后的黄帝陵平时并不热闹，今年却异常“客满”。表面是国共两党联袂祭祖，骨子里却是一场政治秀。张国焘主动请缨，毛泽东最初摇头，终因“不便驳面子”放行。张国焘到达黄陵后，有意支开警卫，只留下秘书张海。第二天，他却突然改变线路直奔西安，并通过蒋鼎文打通去武汉的关节。很多细节后来才拼合：蒋鼎文的侍从室是在凌晨发出电报，通知特务在潼关站接人；张国焘随身只携带一只皮箱，箱里全是他亲笔抄录的党内电文副本，很显然不打算再回延安取行李。

林伯渠得知情况后火速发出一封电报——“张某欲去汉，势必投敌，请速设法留之”，随后立刻补发第二封电报给长江局，再通过延安呈报中央。电线杆上噼啪的火花尚未熄灭，周恩来已站在电话机前布置：“第一，守住码头；第二，人身安全优先；第三，一旦找到人，先稳住情绪，切忌激化。”

四月十一日晚，李克农终于在汉口车站月台尽头的一间小候车室里发现张国焘。对方戴一顶呢帽，身旁只站着一名生面孔青年。简单寒暄后，双方心照不宣地走进由八路军承租的春风旅社。张国焘没有推辞，却把行李紧紧握在手里。同行的青年随后被确认是军统联络员，可见路线早已设计周密。

接下来，周恩来与张国焘进行首次长谈。因为外面太吵，两人干脆在旅社三楼的狭窄过道里放了两把椅子。午夜十二点，灯泡发出微弱黄光，只有低沉交谈声断断续续传来。“中央对你仍寄厚望，你若回身一步，一切尚有余地。”周恩来的话不疾不徐。张国焘却回答：“我被排斥，我的部下受冷遇，这几年苦功全被一笔抹杀。”他重复最多的词是“委屈”与“不公”。一番唇枪舌剑，夜过三更，依旧无果。

对张国焘而言，决定脱党的动机并非单一。其一，鄂豫皖肃反期间的血债让他与不少同志产生裂痕；其二，他性格里那股挥之不去的“第一名情结”始终难平。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直接受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红四方面军失去主导机会，这让张国焘极度不满。再加上1936年临时“第二中央”闹剧失败，他的政治信誉几近枯竭，理论上只有两条路：要么彻底服从，要么索性跳船。那只皮箱里的文件，恰是他押注新东家的“投名状”。

时间一点点被消耗。李克农多次劝说，甚至让老战友许世友写信回忆鄂豫皖往事，希望唤醒昔日情谊，仍旧摇不动他。十四日夜，周恩来在长江局召开小型碰头会，决定提前把中央态度摊牌：不论张国焘如何，一定避免舆论被国民党借机放大。“务必把选择权完全摆在桌面上”，这是周恩来的结论。李克农会后只说一句：“此人心已去，强扭无益。”两人皆知，但形式仍要走全。

四月十六日上午七点，周恩来准时出现在日清路口的太平洋饭店。客房里，张国焘已经换上笔挺长装，俨然等待“接见”。二人不到半小时便离开，车子直奔武昌官邸，面见蒋介石。途中无人说话。抵达后，蒋介石笑脸迎客，寒暄了几句抗战大局，随即问张国焘：“未来有何打算？”张国焘躬身开口：“兄弟在外糊涂多年，愿献微薄之力。”周恩来沉默不语，只听得自己心跳。十七分钟的会面结束时，蒋介石轻轻拍了拍张国焘肩膀：“共赴国难，共襄盛举。”场面词说得漂亮，却透出一丝试探的凉意。

回到饭店，周恩来已无再谈的耐心，却仍按既定方案把三条路摆出——一是即刻返回办事处，候中央调遣；二是向党请假，保留党籍，暂作静养；三是自行声明脱党，自负前途。张国焘听完，侧头看窗外汉水，半晌才说：“让我想两日。”语调平静，却掩不住兴奋。周恩来把递来的纸笔放下，起身离去。门合上那刻，他其实已得答案。

果然，仅仅几个小时后，军统驻汉负责人邓文仪就在电话里告诉戴笠：“客人愿意加入。”同日深夜，张国焘从后门溜出太平洋饭店，改住江汉关附近一幢公寓楼。第二天清晨，周恩来收到情报，随即向中央拍发长电，建议立即开除其党籍，防止更多摇摆分子被影响。中央同意，当晚即发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时针拨到四月二十日。武汉街头贴出中文、电码并列的公告：“张国焘，因违背党纪，自即日起开除党籍，与本党再无瓜葛。”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只说两句话：“爱惜人才，唯其不自爱耳。”再无多言。对于部分仍抱幻想的人，组织部门专门召开形势说明会，强调“张乃个案”，稳定军心。事实证明，此举颇见成效，前线部队并未出现大规模波动。

脱党后的张国焘很快发现，国民党内部并没有为他准备掌声。起初他被安排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挂名顾问，配一辆轿车、一间公房。可当张试图介入军事决策时，军委会甚至不允许他旁听机要会议。蒋介石要的只是一个大标语：“红军副总司令归顺”，一旦宣传目的达到，这张“王牌”就可束之高阁。

抗战一年年深入，前线吃紧，汉口沦陷后各方撤往重庆。张国焘在山城的日子里常去临江门喝咖啡，偶尔向旧部写信劝降，却无人理睬。戴笠评价他：“用处有限，不过聊胜于无。”1945年抗战胜利，他更被边缘化。1949年秋，南京政府土崩瓦解，他与家人辗转香港，后又赴加拿大，多年生活拮据，曾向友人抱怨：“当年若不是中央冷遇，也许我不会走。”其实世人皆知，真正把他推向绝路的，始终是他那颗贪功好胜的心。

1979年十二月三日，加拿大多伦多气温骤降。那天值班护士发现一位华裔老人倒卧走廊，随身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只在口袋里摸出一枚早已褪色的“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章”。几天后，渥太华方面确认死者为张国焘，终年八十二岁。消息传回国内，机关报仅用极小篇幅刊载讣闻，既无诋毁，也无致敬。一代枭雄终成尘埃，不足为外人道。

周恩来曾说：“革命队伍里，不缺聪明人，缺的是分清公与私的胸怀。”张国焘恰好相反，他把私欲无限放大，直到反噬自身。回望1938年那一夜，周恩来为他亮起的那盏灯，其实始终未灭，只是张自己选择转身走进暗处，灯再亮也照不着了。

对照三条路的历史回响

带着“中央给你三条路”的命题，再梳理那段人物心态，会发现三个不同层次的“可能结局”：其一，若张国焘接受第一条路，凭其早期功劳，仍可在抗战统战舞台占一席，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荣誉性职务，类似林伯渠、董必武晚年的待遇；其二，如选择第二条路，保留党籍静养，他大概率会在抗战中被派往后方从事理论研究，最终功成自退；第三条路则是今日所见——高开低走、无疾而终。三种剧本，本质上是具有递进逻辑的政治信任测试。中央愿意给空间，关键看本人能否回到“公心”上来。试想，如果一个高级干部在组织最艰难的时刻背离，且握有大量机密，却仍被给予两次反思机会，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极为罕见。反差越大，越能折射党的组织原则：纪律红线不容逾越，但矫正通道永远敞开。张国焘未能踏回那条路，成为唯一例外，也让“通宵劝说”显得更为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