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章含之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毛主席嘱托：专程拜访一下顾维钧
72年章含之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毛主席嘱托：专程拜访一下顾维钧
前言
图|顾维钧
1972年10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27届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派代表出席会议。
出发之前，毛主席对即将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代表章含之嘱咐：
“到了纽约以后不要忘了去看望顾维钧先生，我很佩服顾维钧先生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章含之虽然不认识顾维钧，却认识他女儿顾菊珍，早在1971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时，两人就有过碰面，那时顾菊珍也在联合国工作。
联合国中文科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台湾人，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不少人选择了辞职，只有少数人准备留下观望，可中国代表团以崭新的姿态，打动了他们，包括顾菊珍在内。
原来台湾代表在联合国时从不讲中文，使得”中文“这种联大承认的工作语言成了摆设，但中方代表团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坚持说中文，让顾菊珍十分感动。她对同样出席联大会议的章含之坦言：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中国像唐朝的鼎盛时期，国威起来了。”
图|章含之
顾菊珍与章含之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是在她的安排下，章含之在她美国纽约曼哈顿东城的住所，见了顾维钧一面。
这个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虽然饱经沧桑，但他的晚年却依然精神健硕。
巴黎和会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谈及顾维钧，一个不能不提的历史事件就是巴黎和会。
有人曾问过晚年的顾维钧：“搞了一辈子的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顾维钧答：“巴黎和会。”
他的女儿顾菊珍也这样说：
“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顾维钧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人。”
不过，巴黎和会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
1914年到1918年，世界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时期，原本这场爆发于欧洲的战争，同中国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袁世凯政府当年也曾考虑过，在中国领土内有世界各国的租借地，万一发生矛盾冲突，该如何是好？于是袁世凯政府规定了若干条，禁止一战参战国在中国领土领空有任何交战行为。
可日本却无视这些规定，一来日本最初不属于一战交战国，二来日本当时觊觎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由来已久。
所以日本借口与英国结盟，进攻德国租借中国的胶州湾，袁世凯政府被迫划出一片交战地域，供日德作战。
1914年年底，日本占领了山东。
图|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
准确地来说，中国当时没有必要加入到世界大战之中，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参战的考虑。
一方面是为了山东的权益，中国政府那时考虑，如果想要收回在山东，就必须参加协约国作战，将来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国际会议；
二方面当时英国方面也曾表示，假如中国采取任何不利于德国的行动，那么英国将考虑延期偿付庚子赔款，并确保给予其他财政援助。
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参与世界大战，就能够实现中国靠近西方，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梁启超也认为如果中国能恰当地利用国际局势，就能完成创建“完全合格的民族国家”的目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积极呼吁中国参战。
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宣战。
中国不仅提供了二十多万万的劳工到欧洲战场，还为协约国输送了大量的粮食。
应该说巴黎和会寄托了中国走向国际，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美好愿景。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利益，早在巴黎和会之前就已经被西方列强出卖了。
日本一开始强烈反对中国参与一战，也是担心中国获得了战胜国资格后，影响日本攫取在华利益，但英美列强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暗中许诺日本战后对其在华势力，特别是在山东权益的支持。
图|中国劳工
弱国无外交，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赤裸裸地展现无遗。
作为一名外交官，顾维钧也被卷入其中。
事实上在整个巴黎和会之前，顾维钧曾对美国抱有期望。
1917年4月，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当时顾维钧在华盛顿时，就曾给国内发电：
“当时的局势在我看来，不难理解，为使山东问题获得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
巴黎和会召开之前，顾维钧因妻子唐宝玥病逝，一度不想出席，可本着为国为民的原则，顾维钧还是决定前往，临行前还专程拜访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得到威尔逊亲口许诺，让顾维钧心里又多了一丝希望。
但巴黎和会上，所有出席的国家被分为三等，英美日等国家为第一等，拥有五个席位，而中国还不如一些新的独立国家，被划入末一等，五位代表只可以轮流出席。
顾维钧虽然在巴黎和会上，将日本代表批驳得体无完肤，却仍不起作用。
意大利退出巴黎和会后，日本也透露给英美，如果自己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效仿意大利。
英美等国家最终为了争取日本，只好牺牲中国的利益。
图|“五四运动”老照片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6月27日凌晨，巴黎三万多名华工和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在第二日凌晨围住了中国代表团的住所。
“谁签字就打死谁！”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代表团最终做出决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尽管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签字，但这次外交的失败，还是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缓了半天神，才发现是个梦！”
“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尽管如此，顾维钧仍然以外交家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上，并解决了山东问题。
1921年11月，顾维钧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主要解决的是巴黎和会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各国海军比例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在山东的权益问题，由于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日本在后来两年多的时间，始终是非法占据着山东。
图|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
这次会议上顾维钧与日本进行了36次的谈判，最终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强迫日本将在山东的权益归还给中国，1922年2月4日，双方正式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当然这一次英美国家选择支持中国，也不是为了中国人民，而是处于考虑遏制日本，因为日本的壮大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华利益。
列为战犯
顾维钧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天生的外交家。
与顾维钧交往了二十年的唐德刚曾有过感触：
“他一辈子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办外交。”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上海当时是被西方列强最早用坚船利炮叩开的口岸，所以顾维钧自幼就见到了许多的不平等。
据说有一次，顾维钧外出路过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乘坐黄包车着急去看马，因为是上坡，所以黄包车夫拉得很慢，这个英国人没有丝毫体恤，反而拿出鞭子抽打，气愤的顾维钧当即上前怒吼：
“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
晚年的顾维钧对此事印象极为深刻，还写进了回忆录里，从那时候，顾维钧就立誓：
“将来一定要收回租借，取消不平等的条约。”
图|顾维钧年轻时
毫无疑问顾维钧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无论是他在巴黎和会时的表现，还是在他五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都始终致力于在国际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不仅如此，顾维钧还力主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举行会议，发表声明决定正式建立联合国，并决定在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会议，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收到邀请以后，出于一贯的思维，自然是认为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代表，应当都是国民党党员，不允许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参加。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召开六届七中会议，商讨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毛主席当机立断：
“我们也要派代表参加。”
1945年3月9日，周恩来分别致函，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严正声明国民党独占旧金山会议代表名额的做法既不公正，也不合理。
“我们坚决不同意全部由国民党成员组成的代表去旧金山。……国民党成员只能占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团体占三分之二。”
图|顾维钧在哥大留学时与校刊编辑部同学合影
罗斯福为此专门致电蒋介石：
“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
即便如此，蒋介石后来连续拟定了三次名单，名单中均不含有中国共产党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人士。
不仅仅是美国人反对，就连当时已经在美国的顾维钧也不同意：
“应当使中国代表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并且顾维钧还建议：
“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就可以。”
顾维钧之所以选择董必武，源于早年的交情，两人很早便认识，顾维钧对董必武的学识、品德都非常钦佩，而且董必武也很擅长外事，处变不惊，是个合适的人选。
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选择董必武出席。
董必武后来出席联大会议，给国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尽管他当时已经是七十岁高龄，但在会议期间却从不迟到早退，顾维钧对董必武也颇有好感，以至于晚年还在回忆录你这样写道：
“会议期间，我同董必武作过多次讨论，他是中国代表团最年长的，是个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颇机敏。……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这使我顿感惊奇。”
应该说，顾维钧这时对中共，应该是有恩情的。
然而奇怪的是，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战犯名单，蒋介石高居榜首，而顾维钧的名字也出现在战犯名单上，并且排名远远超过胡宗南、杜聿明、傅作义等国民党军将领，甚至还在宋美龄之上，位列第22位。
这样一个知名的外交家，为何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单，毛主席显然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事实上，在整个内战期间，顾维钧作为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曾积极为蒋介石集团争取美国援助，这也是他之所以被列为战犯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的关键进程中，顾维钧之所以选择错误，和他本人幼年时所经受的教育也有很大关系。
顾维钧一直主张，党派政治应当局限于国内，而外交官应该保持中立，甚至于在抗战胜利之初出席联大，他还积极建议蒋介石，将中共代表纳入代表团，1946年3月，顾维钧出席完联大会议回国后，受蒋介石单方面召见，顾维钧还主张国民政府应当与中共合作。
图|顾维钧
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以顾维钧一人而转变态度，事实上随着内战全面爆发以后，顾维钧也意识到国共双方达成政治和解的希望十分渺茫，所以后来他出任驻美大使时，蒋介石再召见他，他已经改变了态度，认为如果要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使用武力不失为一项办法。
尽管顾维钧在解放时期是站在人民对立的一面，但这并不影响他五十年外交生涯，为国家民族做出的贡献，当双方都放下彼此成见以后，和而不同就成为一个最终的选择。
唯一的愿望
顾维钧晚年告别了外交事业，致力于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作为一个外交官，顾维钧一直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随着他离开中国在海外定居，这些笔记也下落不明，一直到1984年，他的女儿顾菊珍才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院中，找到了当年顾维钧用70多个信封装得笔记本。
图|顾维钧回忆录
不仅仅是这些笔记本，顾菊珍还发现了他和哥哥小时候写给父亲的信以及自己的一份成绩单，后来这些笔记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得以公开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顾维钧晚年还口述了500个小时的回忆录，后来整理成了13卷600多万字的回忆材料，也一同被公开出版。
对我们了解顾维钧的一生，有着很大的帮助。
毫无疑问，顾维钧一个人就是中国整部近代史。
顾维钧晚年虽然定居在海外，但自始至终没有选择加入美国籍，在顾维钧的心里，他始终还牵挂着祖国大陆，渴望有一天能够回去。
1972年10月，章含之出席联合国大会，通过顾菊珍才顺利见了顾维钧一面，那时的顾维钧还不知道，章含之实际上是受毛主席的嘱托才去看望的他。
图|毛主席
顾维钧当年与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有过交集，在离家万里的地方，与当年故人之子重逢，顾维钧的心中别提有多高兴，就在两人谈话间，章含之向顾维钧转达了毛主席的一句话：
“希望顾老能够在方便的时间访问北京。”
顾维钧本来也非常想回去，他非常感谢毛主席的深情厚谊，但可惜最终未能成行。
1985年，顾维钧病逝于纽约。享年98岁。
顾菊珍年轻的时候，对父亲是有过怨言的，顾维钧过去曾有过四段婚姻，加之忙于外交事业，对家里的子女可能照顾不到，一直到1979年顾菊珍也从联合国退休以后，才选择留在父亲身边照顾，这时她才发现，原来父亲并不是不爱自己，只是两人都欠缺沟通与交流，才造成了误解。
顾维钧晚年虽然未能再踏上回家的路，但女儿顾菊珍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曾多次往返祖国大陆，还代表父亲去家乡嘉定故园看家乡的亲人们，带去父亲对家乡亲人们的问候。
图|顾菊珍
1983年，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叮嘱女儿一定要到家乡去看一看，不仅如此还嘱托女儿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顾菊珍回到美国后，将自己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对父亲说了一遍，顾维钧十分激动，还把女儿带回的画册看了又看，以后每逢思念家乡时，顾维钧都要拿出来看一看。
尽管他所在的年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可在他晚年时，中国却已经走上了富强之路，顾维钧亲眼见证了这一变化，对比同时代的人来说，他无疑是最幸运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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